独品 | 布衣雅士张中行:人禁不住近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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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期二
2017年5月
都市与柴门并非不可调和,雅士与布衣也未必不能集于一身。
一日一签
文 / 牟盛洁
上世纪九十年代,文坛曾经涌起过一段时间的“张中行热”。季羡林评价张中行为“高人、逸人、至人、超人”,说他是“学富五车,腹笥丰盈,负暄闲坐,冷眼静观大千世界,谈禅论佛,评儒论道”。这个评价是公允的。
如今说起张中行,年轻读者恐怕会觉得陌生。有一本书,为重读张中行提供了一个契机。
那就是张中行先生记人散文合集——《红楼旧影》。
红楼与柴门
红楼与柴门,是张中行的两个精神切面。1931年,张中行从通县师范毕业,进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学习。
民国时候北京大学有三个院,“一院是文学院,即有名的红楼”。张中行和他笔下那些知名人士的交往,也多是以红楼为中心。
在红楼的这段求学经历,以及北大“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”的风气,对张中行日后的写作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。
1925年秋天,张中行入读通县师范后,开始阅读周氏兄弟的作品。张中行说,他们“一位长枪短剑,一位和风细雨,我都喜欢。尤其喜欢老弟的重情理、有见识、行云流水、冲淡平实的风格”。
进入北大后,张中行才与周作人有了实际的接触。他去听周作人的课,但据他说,周作人与他学生的关系并不密切。彼时在文坛声名显赫的苦雨斋主人,家中常常高朋满座,张中行为了避免“捧角甚至趋炎的嫌疑”,并不登门拜访。
反倒是周作人出入老虎桥监狱、苦雨斋门庭冷落之后,他们的交往才渐渐多了起来。
后来张中行也有了文名,与季羡林、金克木一起,被称为“未名 43 34786 43 14986 0 0 2026 0 0:00:17 0:00:07 0:00:10 3202湖畔三雅士”。这是在外的名声。
红楼作为张中行交游的背景,更多地显示着他外在的精神,而柴门,则更多地体现这他内在的精神。
张中行一生清贫,86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,他给自己的这套寓所起了个“都市柴门”的名字,可见他给自己的定位,偏向“柴门布衣”更多一些。
张中行谈苦雨斋时说, “门外走走,看见的是乱杂,听见的是喧嚣,不耐烦,于是退回寒斋,吃苦茶。这闲适的路,越走离人群越远,而世事及其评价,总是要由人群决定的,因而苦茶就很容易变为苦果。”可见“都市柴门”相对于“苦雨斋”的退避,更多了一层坦然与和解的意味。
都市与柴门并非不可调和,雅士与布衣也未必不能集于一身。
2
世间的闲事
我一直以为,人最终是活在闲事中的,活在那些重大的意义之外。
所谓闲事,在张中行笔下是“客人来,主人面东,桌上总有展开的书;客人面西,多是羽太夫人送来茶一杯。然后是闲谈。……很少谈学问;如果不是问到目前做什么,也不说。……坐一会儿,告辞,照例送到室门,不下阶”(《再谈苦雨斋》);是“夏天,见他(宗白华)擦擦走回来,不知买了什么菜,大概是忘了带装的工具,急中生智,用伞代替,撑开。头向下,大面积小用,惹得不少路上人暗笑”(《两位美学家》)。
启功称赞张中行写人有“勾魂摄魄之功”,这种功力,在我看来,恰恰是体现在张中行对“闲事”的描摹之上。一个人的学问、品格,构成了他在后世符号性的一面,但这些看起来高于生活的东西,最终都要降落到柴米油盐中,一个人才会真正地活过来。
所谓“闲事”,换个角度看,其实都是大事,在闲事中表现出来的心性,往往要动人得多。我记得有一次和同学一起拜访一位老师,老师是那种带着“目送归鸿,手挥五弦” 的高古气的,那天看到他厨房的锅里面,还留着一些冷掉的炒饭,同学便说:“原来老师也是要吃饭的呵。”
又比如,有媒体拍到中年发福的窦唯在面馆吃十几块一碗的面条,便当作是新闻。人人都要吃饭,这样简单的事情放到一个稍有名气的人身上,却常常被不知不觉地过滤掉了。
大概人都是有惰性的,懒得去看到一个人饱满的一面,仿佛知道这个人是书法家、那个人是美学家便好。张中行写人的妙处,是他知道人是活在细节中的,文章也是。
1986年吕冀平为《负暄琐话》写序,说张中行先生记人传人的文章都可以入现代的《世说新语》。我想这应当包含了两层意思,一来,张中行笔下那些人物,多是在历史上留下名声的,二来,和《世说新语》一样,他并不写那些重大的或可以改变某些历史走向的事,他写类似王子猷兴尽而返的徒劳无功之事。——“镇日关门听草长,有时临水羡鱼游”,这些无功之事,放到动不动就剑拔弩张的当下语境,更显得可贵。
3
恭敬之心
不假装知己,即是恭敬之心。
张中行先生在书里几次提到温源宁的一本随笔散文集,英文书名叫Imperfect Understanding,集子里的文章最初是发表在《中国评论周报》上的一些英文人物小传,这些人中包括了辜鸿铭、胡适、周作人、冯友兰等等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颇有影响力的人物。
最初杜南星把书名翻译成“一知半解”,显然是直译得多一点,而意译占上风的译名叫做“不够知己”。据说是钱锺书在给温源宁写书评的时候,最早这样翻译了书名。
照内容上看,《红楼旧影》大概可以算是另一部Imperfect Understanding了。比起温源宁这位“英国化了的gentleman”,张中行则显得老派得多,甚是在行文时,有意地避新趋旧。
张先生和他笔下的那些人物,也似乎要比温先生和他们更亲近一些。钱锺书说温源宁的作品“轻快,干脆,尖刻,漂亮中带些顽皮”,说他写人物时“若讥若讽”又“不失公平”,可见温先生看人是带着一双冷眼的,他站得离他们更远。
张先生不一样,他的文字是慢的,钝的,重的,苦的,几乎是温源宁的反面,即使是文学式的“若讥若讽”,在张先生的笔下也是看不到的,他的宽厚,是在字里行间的。
张先生站得近,看得更入,也因此不把人当作一个个符号来看。看见血肉,看见一个人自身的矛盾与冲突,是宽厚的根底。所以温先生写周作人“恬颜事敌”,类似的话张先生是写不出来的。他在《苦雨斋一二》的开篇援引了北宋吕端的例子,惋惜周不能学习吕端,反是“大事糊涂,小事不糊涂”。而写到末尾,又觉得引吕端的故事,未免“太苛了”。
后来在《再谈苦雨斋》中,他又写到:“还有个陶器花瓶,见于《苦茶随笔》的《骨董小记》,是在日本江之岛对岸的片濑所烧,因为上有‘知堂’署名,砸了。事过很久,偶然提起砸这陶制花瓶的事,孩子说我是过虑,因为红卫兵是不会知道知堂是谁的。我想想也觉得可笑;也可悲,因为对照其上‘忍过事堪喜’的题辞,我竟未能忍过!”
每读至此,都觉心中酸涩,又分明有种大悲悯在里面。记人记到这个份上,无疑是诗了。这自然也是跟两人写作的出发点有关,温源宁写的是“游戏文章”,而张中行,却是当成诗当成史来写,是带着那种恭敬之心在写。诗和史,总是难以轻快起来的,总是会带有苦味的。
张中行说人都是禁不住近看的。他在这些记人的文章中,也往往说自己和某某的交往其实并不多。他只写自己可以写的一部分,并且恭敬地告诉读者仍然有他不可以写的一部分在。他不假装是某某人的知己,他只是写那些记忆中的影子。不像当下的一些作者,写起这些民国人物来,俨然是上帝才有的姿态,洞悉他们每一段感情经历,恨不得用第一人称讲述他们各自的心事。如此,缺的正是恭敬之心。
张中行先生谈到他写文的原则时说:“忠于写作,不宜写者不写,写则以真面目对人。”写作作为表达,是“能”的一种表现,难的是不仅要知“能”,更要知“不能”,这“不能”的部分,才是恭敬之心。
延伸阅读
《红楼旧影》
张中行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2017年2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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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理由:这本书是张中行先生的记人散文集。主要写三十年代前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旧人旧事,书中选章太炎、辜鸿铭、梁漱溟、熊十力等30多篇,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,“影子中有可传之人,可感之事,可念之情,总起来成为曾见于昔日的‘境’。”亦诗亦史,总起来,不失为一部民国知识分子的个体精神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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